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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部称两成土壤被污染 修复1亩地要花200年收入
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   2014-07-14 作者: 来源:新世纪周刊 文字大小:[][][]
  污地怎么办

  亿亩污染耕地,治则难,不治则贻祸,怎么办?是彻底修复还是仅进行污染物阻断?这是中国在水污染、空气污染之外的又一大环境难题

  ◎ 财新记者 刘虹桥 | 文

  耕地污染终于站在了中国舆论的风口。

  中国现有耕地20.27亿亩。4月17日,环保部向社会通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,按照公报,有19.4%的耕地点位超标(即所有耕地点位所取的土壤样本中,有19.4%的样本为污染土壤)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环保部通报数据就显示中国污染耕地约1.85亿亩。其时,中国土壤超标率为10%左右,显然,19.4%的点位超标率意味着中国土壤污染数据的大幅跃升。

  对于人口全球第一、人均耕地仅为全球平均水平40%的中国来说,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。

  耕地是民本,更是国脉,也一直是上下五千年中国史众多矛盾的交汇点。困扰现代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达数十年之久的18亿亩耕地红线,即是明证。尽管粮食产量已不再是大问题,但粮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。

  众多的耕地被污染,怎么办?中国需要答案,但还没有找到。

  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大国面对过像中国这样严重的耕地污染问题。发达国家由于实施土地私有制,土地所有者出于对自身权利的绝对捍卫,使土地在经济快速发展期避免了大面积污染。但中国数十年的经济粗放发展带来了恶果,问题之严重在近年才被确认。

  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现实挑战是,对于大规模被污染耕地,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经济有效的修复措施。近观日本,33年投入巨资,最终只能以“客土法”治理神通川流域的重金属污染,且仍留下众多后患。远观美国,超级基金管治下的数十万块棕地,仅有极小比例的重度污染场地得到修复,大量污染耕地或被闲置,或通过成本相对较低、修复周期漫长的植物、生物等方法进行修复。

  对中国来说,污染耕地数量大到无法采用高成本的“客土法”;人口众多、均地到户的现实,使大量弃用污地也难以实现。中国必须独自探路。

  最近十几年来,中国官方和科学界均在探索污地破解之路,但答案尚远。

  城市和城郊的工业污染土地倒是走出一条治理之路。由于城市土地连年升值,这让高成本修复土地成为可能,最终的受益者——地产商和地方政府,愿意直接或间接为城市污地埋单。但这一模式很难复制到中国农村的污染耕地当中。

  耕地对修复的要求远高于城市建设用地,现有技术还存在不足。更重要的是,耕地修复的巨额成本谁来出?

  学者认为,修复1亩耕地的成本在数万元至20万元不等,以平均10万元计,这其实相当于1亩耕地的200年收益(以每亩净收益500元计算)。用200年的收益来换取不一定能达到的修复效果,值不值?

  治理难,但问题显然也不能放任。污染土地每年让湖南和江西等省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“镉米”(镉超标大米),更在部分地区间接带来环境疾病。土地中的污染还对地下水安全造成重大威胁。

  无论如何,中国需要面对耕地污染问题,退无可退。故此,财新记者历时一月有余,采访了国家相关部委和科学界人士,力求全面呈现中国的污地难题,探讨可行的解决之道。

  ——编者

  国际环境日前一天,2014年6月4日,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,环保部门将落实“坚决向污染宣战”的具体行动,打好大气污染、水污染、土壤污染防治“三大战役”。

  “三大战役”的提法,出自环保部部长周生贤。在2014年全国“两会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,国务院提出“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,坚决向污染宣战”。2014年3月下旬,周生贤在一次环保部内部讲话中,提出向污染宣战现阶段主要是打好“三大战役”。

  中国城市的严重空气污染举世皆知,严重水污染更是老生常谈。但中国普通公众之前并未意识到,耕地污染正成为最新难题——其带来的危害(如食品污染、人体健康侵害等)不亚于前两者,治理则更加艰难。

  2014年上半年,国内媒体上充满着关于土壤治理堪称浪漫的想象——环保部将出台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,该计划将催生数万亿元土壤治理市场。各路研究者开始在媒体上展示近年的治土成果,发表对这一约占中国环保市场一半以上份额的领域的乐观看法。

  现实无情。除了部分城市化工污染场地因为房地产开发原因可进行实质修复,中国土壤污染的核心部分——亿亩级别的污染耕地是否要修复——尚无定论。因此,数万亿甚至10万多亿元的土壤市场,目前仅是一个概念。

  财新记者通过一个多月的采访了解到,主管环境质量的环保部原则上主张对污染耕地进行修复治理,当然前提是先对耕地实施保护,防止新的污染发生。

  但每亩高达10万元以上的治理成本由谁支付,以及当前技术能否真正治好两大难题,会对上述主张形成现实困扰。

  直接主管耕地的农业部近年对耕地治理甚少发声。面对财新记者的询问,农业部方面以书面回函称,未来将对污染耕地进行分类管理,采取农艺措施、调整种植结构和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等办法。细看上述措施,其实很少涉及对污染耕地本身的实质修复。

  一位接近农业部、环保部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,农业部内的一些意见是倾向于管控土壤污染,而非治理。“即便环保部、农业部内部,其实也没形成各自的统一意见,国土、科技等部委也有各自的看法。”

  污染耕地怎么办,不仅在部委间未达成共识,就是在科学界也有不同声音,且各有论据,难分高下。

  部委分歧

  2014年4月,国土部与环保部联合公布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》。

  根据公报,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.1%。其中,耕地超标率最高,超标点位高达19.4%。

  耕地污染形势初步明了,中国相关部委下一步的重要工作之一,或许是相互沟通,就“污染耕地怎么办”亮明观点,深入讨论。

  2013年12月8日,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在2013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表示,土壤治理市场规模一旦打开,规模或达几十万亿元。

  由环保部主管的《中国环境报》2014年3月刊文,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测算。该文称,在中国受污染的约1.5亿亩耕地(注:该数字为上世纪90年代的官方预估数字)中,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(同为旧的官方预估数字),仅修复这些耕地大约需要8万多亿元人民币。显然,庄国泰的表态是站在治理耕地污染的基础上。

  然而,相较频频就土壤污染问题公开发声的环保部,主管耕地的农业部一直保持低调。但农业部有着自己的主张。据《株洲日报》报道,2014年5月26日,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、湖南省副省长张硕辅、湖南省农业厅厅长刘宗林等,走访了茶陵县马江镇和平水镇的“万亩低镉水稻品种种植示范区”和“千亩酒用高粱种植示范区”。

  张桃林等人此行,实际是为参加农业部在湖南株洲举办的“农业部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交流汇报会”。在这次汇报会上,来自农业部、中科院、中国农科院及湖南、江苏、广东等七省的专家介绍了各自解决农田重金属污染问题、防治镉污染的经验。

  总结各地经验、探索耕地污染治理的“株洲模式”,正是该会议在株洲举办的重要原因。所谓“株洲模式”,即是将污染土地分类管控,划分为低度污染区、中度污染区和重度污染区,然后分别采取农艺措施调节、农作物种植全过程管控、换种农作物等措施。

  细究“株洲模式”可发现,上述措施并不过多直接涉及对耕地本身污染的治理和修复,其思路是管控污染进入农作物或管控污染农作物不被人食用。

  “株洲模式”还是农业部授意在湖南进行的试点项目的一部分。2014年4月,财政部、农业部对外宣布,将在2014年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工作,并在湖南长株潭地区率先启动试点。试点面积170万亩,计划3年-5年内实施。中央财政在2014年拨款11.5亿元,湖南财政亦相应投资。

 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荣认为,政府层面尚未对污染耕地的修复治理目标达成共识。到底是要将污染物从土壤中去除,使耕地得到“净化”,还是应当采取相对缓和的方法,将污染控制在允许范围,以保证农产品安全,各级主管部门之间分歧较大。

  为何要修复

  目前公众对污染土壤的关注,首先来自对人体健康的关注。近年搅动粮食市场的湖南“镉米”问题,就是因农产品受污染继而引发健康关注的典型。

  2011年2月《财新新世纪周刊》封面报道《镉米杀机》揭开“镉米”面纱后,“镉米”问题不断发酵。2013年上半年广东省公布大米镉超标批次名单,使“镉米”从传言变为现实,镉大米对人的身体健康影响的讨论正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。

  “城市棕地”则更直接地显示了污染土壤对人体健康的威胁。在急速城镇扩张过程中,许多化工、农药厂等污染企业并未在搬迁时进行污染治理修复,这已造成问题。

  2004年,北京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三名工人在开挖深层土壤时,出现急性中毒事件。事后查明出事地点原为农药厂。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南京等地也出现过污染场地造成人体健康损害案例,最终推动环保部门在近年出台针对场地污染的技术标准。

  2014年4月,国土部与环保部在公布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的同时,列举了污染土壤的三大危害。首先是土壤污染会对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影响,这既表现在作物减产、质量受损、经济效益损失,更表现在“长期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可能严重危害身体健康”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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